苏人问起有关棱角的事，实际上大家心里都彼此清楚，随着年岁流逝，这是不可避免的事，也并不是只在大学那短短的一年就改变了许多。

我想起高三时那件事真的是有些后怕，如果当初去做了，今天不知又是何种脸面啊！这倒也不是说我如今胆小怯懦了，今天的我，心中的愤世嫉俗比起当年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毕竟是当了预备党员了，且下个月就将转正。这个头衔对我就像个紧箍咒，让我母亲放了心。去年我入党时就在此地叫嚣着你们为什么选了一个愤青做党员，现在更是想呐喊无处去说了。至于我高一为什么那么积极打了入党申请书呢？我自己也不甚清楚，或许是满腔热血渴望改造世界吧。

大一有同学说：你一看就很冲动，容易去搞学生运动的。没错，我母亲也是这么觉得的。你们是不知道我这个人，详细的也不说了，免得我的政治生涯惹上什么污点，苏人你想聊就找我面谈吧。

我高中时看的大多是哲学类的书，所以还心存幻想；现在渐渐看些实际的东西，明白根本没什么社会诉求和公正的社会良心，明白没有什么当权的人能切切实实为劳苦的人牟利，因为社会永远是为掌握着话语权的人服务的，明白自己一直太傻了，明白共产主义只能作为信仰……所以比起在现实中冒险（而且这种冒险基本上都会以你个人的失败而告终），不如把自己沉溺于理论的批判中。我容忍并且接受理论与实践之间的鸿沟。

自己心里反叛着，口头和笔下却得做着道貌岸然的事，自己都觉得恶心。但到了这一步，没有后退的余地了。例行公事的汇报着，等着转正，冷眼看着肮脏的勾当，也就过去了。况且，有党把咱收容了，不挺好吗？谁让她还执政呢？

 

现在我坐在电脑前,吃着西瓜,一年前这个时候,我坐在镇江一中的教室里,享受着突如其来的夏天,怀抱着一个少年可拥有的最澎湃激越的心情,焦灼的渴望将自己燃烧。

面对镇江市教育局做出的愚蠢决定（就是把高考考场从历届举办高考的镇江一中搬到没有经验的镇江中学），正当我们一筹莫展之际，Z老师隐讳的说：你们可以做出些努力。这句话像一颗流星划破天际，“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就是这种感觉。我冲动地站出来，渴望要更改那已写下的现实。我和一些人说了想法，又向Z老师请教对策，还请G和W同学回家与父母商议能否出面“动之以情，晓之以礼”。下午上学的路上，焦阳说他父亲已经在镇江各大网站上发了陈述的帖子，又带来纸，希望搞个签名活动，联名上书。这原也是我的意思。和Z老师一说，他也觉得行。我们一小撮人聚在一起，抑制着激情的时候，正像陈凯歌自传里写的“以为自己很重要，但世界才刚刚开始准备原谅你的幼稚。”这并不是此刻的我才意识到的，那时亦很明白。但那时无法控制了。我们觉得自己像极了北大内的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开着秘密会议，努力为挽救一群人的利益赴汤蹈火；我们想象着自己正要完成一项多么伟大的事业，几个十八岁的年轻人聚在一起，想号召一帮人起来，把高考的考场由镇中迁到一中！我们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我们知道大家在心底是支持我们的，只是没有人愿意出这个头，所以我们斗胆站出来，幻想着振臂一呼，“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影从”。但是一切的努力与构想都破碎了。T老师和G老师坚决反对，D校长在广播上公开向家长要求不要有异议。面对校领导，我们无言，只能选择退缩。焦阳原先还把家里号码给我，表示他父亲愿意成为“出头”质问的家长之一。那个愤青似的早已不年轻的人，突然我对陌生的他充满敬意。所有故事在还没开始的时候就被掐断了头，却不像韭菜，再也长不出了。瞬间燃起的建功立业的激情又在瞬间熄灭。

我早该预料到此。我在行动上一直是保守主义者，我不太敢反抗哪怕是不正确的现实。面对权威施加的压力，哪怕只有一丁点儿，我也会妥协。

现在，再去回想这件事，很遥远，很朦胧。在恍惚间，我看见了革命的可能性，也看出了危险的潜伏。

至今仍很想好好感激一下焦阳和他的父亲，谢谢！

 

发现自己只对人感兴趣,对人为什么这么活着、应当如何活着感兴趣。

最近在读有关心理学和传播学的书，也尝试写了些探讨的文章，以后有时间就发上来吧。